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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布兰德:中国掀起全球机器人革命

2016-05-27 08:59
小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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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正大力支持更便宜、更高效的机器人进入中国的企业,这对于中国的工厂主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眼下,他们正面临着全球经济低迷和国内需求下滑的挑战。

  机器人革命带来的成果并不会由全世界均等地共享。印度、印尼、埃及、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十分向往能够模仿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过去的发展路径:鼓励农村的农民成为廉价的产业工人,生产出口商品以刺激经济和就业。但是,工业自动化意味着工业化未来在新兴经济体中创造的就业岗位将会越来越少。美国花旗银行投资银行部和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士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过去不可复制》中表示,“今天的低收入国家将不太可能通过把农村劳动力赶进城市来刺激经济发展”,而这是科技发展的结果。他们认为,中国日益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其实是中国经济的希望,因为这迫使中国的技术进步,正如同18世纪的英国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那样。与此同时,花旗银行(香港)的经济学家乔安娜·蔡表示,亚非拉工业比较落后的国家面临的是“与机器的竞赛”,他们希望能够在中国组建起机器人军团之前创造足够多的制造业工作岗位。

  印尼45岁的贸易部长汤姆·姆蓬是印尼经济自由化的先锋人士,他积极推动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的政府改革。他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当前印尼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许多人还没反应过来,我们面临的是机器人跨时代的技术进步。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要清晰地认识新工业革命。但是身为政界、商界精英的我们,竟然还停留在对工业化的辩论当中——这是我们在20世纪甚至19世纪早该做的事情啊。”

  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已经在经历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戏称的“过早的去工业化”。这表明了这样的一种趋势,在新兴经济体远未达到和发达国家旗鼓相当的收入水平时,制造业就开始萎缩。尽管在过去十五年间经济极速增长,印度尼西亚的工业经济占比的顶峰却是在2002年。分析家们认为部分原因是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失利,国家在贸易投资政策方面缺乏竞争力,当然全球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罗德里克认为印度尼西亚未来不可能达到诸如中国或韩国的高速增长速度。“传统情况下,制造业就是雇佣很多人,但是对技术要求很低,”他说。“由于自动化,技术需求急剧增长,运营工厂需要的人比以前要少很多。你怎么处理这些多余的工人呢?他们不会转入信息科技公司或是娱乐业,而且如果他们成为餐厅打工者,他们会比在工厂中收入更低。”

  他认为,机器人的推广会让发展中国家搭上经济增长的“直升电梯”变得更难。印度尼西亚总人口2.55亿,其中40%的人口每日的生活成本低于三美金。对于预计每年进入工作的两百万年轻人而言,这无疑是个坏消息。MahamiJayaLumbanraja是印度尼西亚工业岛巴淡岛上的一位22岁的求职者,他正感受着过早去工业化的影响。七个月来,他一直在离繁华的新加坡仅20英里的巴淡岛上寻找工厂中的工作机会,却一直没找到。穿着褪色牛仔裤和灰色卫衣,脸上挂着讨人喜欢微笑的Lumbanraja说,尽管他在日本禧玛诺(Shimano,自行车齿轮和钓鱼器具制造商——观察者网注)公司工作了一年,但他的这些经验最多只能帮他争取到一个初级岗位,而且找工作的人远比空缺的岗位要多。“靠我卖艺和帮朋友做一些建筑工作赚的小钱够生活了,但是我必须找到一个工厂里的工作,我才能够存够钱以后自己开一个小店”,他说。在巴淡岛的工作收入是每个月230美金,是Lumbanraja在他家乡苏门答腊岛的城市梅兰收入的两倍。所以他认为自己必须坚持下去,直到找到工作为止。

  Lumbanraja是每天到巴淡民都工业园的社区中心寻找工作的700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的一个。今年2月,3000人申请了日资电线公司发布的80个职位。申请工作的人太多,以至于管理人员开始以为是劳工抗议活动。

  巴淡民都工业园是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合作成果,1990年成立,并受到了两国受人尊敬的领袖李光耀和苏哈托的支持。原先巴淡民都是印度尼西亚工业化战略的样板。但是恰恰事与愿违。近些年,每年平均5家工厂从工业园搬到别的国家,工业园的工人数量也从2000年顶峰的8万人下降到仅有4.6万人。尽管当下的工资只有中国广东省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但情况依然严峻。

  Lembong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其去年八月被任命为贸易部长之前自己经营着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私募股权公司。他说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解决印尼经济萎靡的两个核心问题:基础设施薄弱和监管过度。

  但一些人认为改革来得太晚了。中国在其高速工业化阶段投资了现代化的公路、铁路和港口以支持其制造业。相反,巴淡岛和印度尼西亚许多地方的基础设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就没怎么变过“,巴淡民都总经理MookSooiWah说。

  尽管在中国大力推动自动化进程之下,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2014年整理的最新数据时,印度尼西亚的“机器人密度”略高于中国。这种异常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制造业劳动力规模远大于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工业自动化上仍未得到政府的计划和支持。

  印度尼西亚的监管流程就和其基础设施一样陈腐。最近,巴丹口岸海关依据禁止出口非法来源木材的规定扣押了一家造纸厂的合法出口货物。在巴丹岛的支持者们十分愤怒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斯特凡·罗尔是一个德国制造业老手,在20世纪90年代工业腾飞的时候在中国工作,他非常享受在印度尼西亚生活和工作。但是他对于印度尼西亚非常担忧,认为它错过了“黄金机会”,很难变得足够高效进而在全球市场中竞争。“当你在民族问题上浪费时间时,时间就是金钱。”罗尔在他在巴丹的新工厂出现时说道,这家工厂为雀巢公司组装咖啡机。“但是如果你有良好的道路和基础设施,你可以进行即时生产(其实质是保持物质流和信息流在生产中的同步,实现以恰当数量的物料,在恰当的时候进入恰当的地方,生产出恰当质量的产品。这种生产模式可以减少库存、缩短工时、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1953年由日本丰田公司提出——观察者网注)。”

  虽然很少人怀疑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是艰巨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在如此暗淡的时期看到了两面性。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工资相比中国低很多,并且人口相对来说年轻化,一些分析师相信他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密集产业,例如服装生产这种大规模自动化还不适合的产业。

  “当中国产业升级时,将为东南亚和印度释放许多机会”,香港投资银行汇丰银行的机器人产业分析师安德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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