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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与新科技革命

2016-09-04 06:37
水墨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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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与产业链

  马克思说:“机器经营在一个产业部门扩大了,供这个产业部门以生产资料的别的产业部门的生产会跟着增加。”?由于机器人产业与其他众多产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会带动与其直接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发展,继而带动与其间接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产生大大超出机器人产业本身法阵的波及效果。首先,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会带动与其直接相关的“构成机器人的零部件群”(减速系统、传感装置、电机电池、伺服系统、驱动系统、控制系统等)产业的发展。其次,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会带动与其间接相关的特殊产业机械、电子器件、原材料乃至公共服务等部门的发展。这意味着机器人产业不仅以其本身发展为一国经济增长贡献产值,而且通过刺激整个相关产业链及其延长线的发展为经济增长做贡献。日本经济产业省近畿经济产业局板仓孝雄通过对日本机器人相关企业和机构进行采访调查,并与市场预测相结合,得出机器人产业带动间接关联产业部门的“间接波及效果”相当于机器人产业带动直接关联产业部门的“直接波及效果”的2.38倍,高于一般制造业的波及效果倍数(大约为2),但低于轿车产业的波及效果倍数(2.99)。认为机器人产业的波及效果倍数低于汽车产业的计算很可能是符合实际的,这是因为机器人的零部件数目(以ABB公司的工业机器人为例,大约有2000个零部件)远远低于汽车(至少两三万个),而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对整个经济发展起到很强的带动作用,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零部件多,中间投入比重大,产业链条延伸很宽很长。因此,机器人产业,无论是从本身规模还是产业链长度和产业波及倍数看,它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显然不能与汽车产业同日而语。

  目前,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和机器人市场的增长虽然很快22,全国已经涌现出数百上千家机器人企业,机器人应用市场的增长速度更是居于世界之首,但是,中国机器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国内机器人企业大多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在产业链上游由于核心零部件研发滞后而未能形成核心零部件产业链,在产业链中游则缺乏大型支柱企业,由于很多企业聚集在中低端,导致被视为“高技术”的机器人低端产能过剩甚至需要“去产能”的情况。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不健全,核心零部件技术和设备受制于人,致使中国虽然存在大批本国机器人企业,国内企业所需机器人却有80%要依靠外国或外资机器人企业提供,因此,在机器人产业链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机器人产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整体战略布局中的潜能还远远未能充分释放。

  机器人与劳动

  马克思说,“劳动手段一经采取机器的形态,便成为劳动者自己的竞争者了。”这句话完全适合于机器人,可以说,机器人对劳动者的工作的争夺,较之以往所有机器更加咄咄逼人,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正确途径就是劳动者必须通过教育和培训去从事机器人还不能做的工作,或者与机器人进行合作。

  如前所述,在前几次工业革命中,总的来说新创造的工作岗位会超过被淘汰的工作岗位,例如汽车取代马车导致马车维修工和马医减少,却创造了汽车加油站服务员和汽车机械师等新职业;印刷机的发明使书籍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基本夺走了抄书匠的职业,但却带来了装订、运输、营销、售书等新职业,其工作岗位数量大大超过了抄书职业。然而,有专家认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可能导致新创造工作岗位大大少于被淘汰工作岗位的新问题,其原因在于作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技术基础的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ies)呈现出前几次工业革命中任何技术无可比拟的“指数式”飞速发展(exponential growth),而且其应用范围从制造业扩展到所有与知识相关的服务工作,使服务业等非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也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这意味着“人与机器人的矛盾”之尖锐程度要大大超出以往的“人与机器的矛盾”,为此,“我们要对教育进行变革,以使更多的人能够‘与机器竞赛’,而不是与它们对抗”,“我们还要做很多提升创业精神的事情,因为它能创造新的行业和就业机会”。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为了追求利润和扩大市场,“资本家抢着要采用改良的代替劳动力的机器,并抢着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换句话说,资本为了追求利润的动机,会尽最大可能以机器人替代劳动,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使劳动者承受“没有工作的伤害”。然而,大量研究结果也显示:“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群体,结论都相同:工作是有益的。”“工作能使人获得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又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指出:“劳动对一个人的身份和稳定,对一个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劳动“对一个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这句话,因为在历史上由于新机器导入引起社会不稳定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今还有专家预测2020年美国将可能因为机器人普及导致失业增加而发生反对机器人运动甚至暴乱,因为正如《未来的工作战争》的作者吉姆·克里夫顿认为: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世界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愿望是拥有一份好的工作。在这之后,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纷至沓来。”当今世界很多国家之所以出现政治动荡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一份好的工作”这个“世界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愿望”得不到满足。

  为此,当今我国制定机器人发展战略,应始终坚持对劳动的尊重,对科学的尊重,对“拥有一份好的工作”这个“世界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愿望”的尊重。可以说,有没有上述“三个尊重”,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企业的机器人发展战略很可能是大不一样的。日本一些企业的实践表明,“过多使用机器人反而导致低效率”,有些企业甚至从“机器人换人”又改回“人换机器人”。借鉴国外的经验,中国应该逐步形成一种人与机器人合理分工的劳动形态。记得过去国内有一部小说的题目是《工作着是美丽的》,我们是否应该“圈出”一部分工作范围不让机器人“侵入”,比如烹饪、艺术、园艺、陶艺、期刊编辑、新闻记者、商品企划、研究开发、数据分析、特殊工艺等,让有特殊本领和爱好的人们享受“工作着的美丽”,从劳动中获得尊严、满足和幸福感。总之,机器人革命既是自然科技问题,也是社会科学问题,作为机器人革命的“顶层设计”者,不应形成“机器人就是人的顶替者”的简单概念,而应形成“机器人与人之间形成互助互补关系”“机器人是与人一起共同创造高附加值的劳动伴侣”的科学概念。我们需要解决的是有关“机械”的问题,然而我们解决问题的思维却不能“机械化”。机器人时代的人类社会,决不应成为机器人排斥人类、致使人类“无事可干”的社会。归根到底,机器人发展的未来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应该而且必须取决于人而不是取决于机器人。机器人是人造出来的,人类当然不应该也不会去创造出一个令很多人“无所事事”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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