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

1978年，又是改变无数人命运的一年。经济倒退的火车要急刹车向前开。科学界也开始集中火力填补技术空白。

同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吴文俊提出的利用机器证明与发现几何定理的新方法——集合定理机器证明，能够让计算机具备自动证明某一类几何定理的原则和方法，也就是数学问题的机器化。在此基础上，很快形成一系列能在国际上拿出手的成果，包括曲面造型、机器人机构的位置分析、智能计算机辅助设计、信息传输中的图像压缩等。

同样1978年召开的中国自动化学会年会上，出现了光学文字识别系统、手写体数字识别、生物控制论和模糊集合等研究成果。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在生物控制、模式识别等方面开始有起色。第二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更名为计算机系，而原来的无线电系则从四川绵阳搬回北京，更名为电子工程系。

从国防核武器研发前线退下来的钱学森也在80年代初期主张进行人工智能研究。大批留学生前往发达国家研究现代科技，学习国外前沿科技成果。张钹和林尧瑞、石纯一、黄昌宁等人决定探索新的研究方向，把人工智能与智能控制作为该教研组新的专业方向。此后，清华大学成为国内最早开展人工智能研究的机构之一。

清华大学在1978年招收首批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1983年成立首个智能机器人实验室；1983年在国际人工智能大会（IJCAI）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1990年成立全国第一个有关人工智能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2018年成立跨系的交叉研究机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张钹现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1981年，工智能学（CAAI）在长沙成立，标志着国内人工智能研究正式起步。但是80年代，国内还在大力发展计算机产业、搭建人工智能的研究框架、项目，国外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第二次爆发期。

一个尝试是日本在80年代初期提出第五代计算机（简称五代机）计划，也就是制造出能够具备推理能力、知识智能处理功能的人工智能计算机。这让全球的科学家、政客都颇为震撼。

这样的自信主要来自日本过去几十年间高精端制造业的发展，比如在DRAM存储芯片方面，日本当时的技艺都不差美国。所以日本想在计算机硬件制造方面，尤其是在IT领域建立自己的标准，实现弯道超车，甩掉山寨的帽子。

1981年4月，奥斯本（Osborne）公司发布了一款名叫Osborne 1的便携电脑，是世界上第一台便携式电脑。

五代机计划让美国和欧洲都打起了精神，迅速反应组建团队，增加在计算机领域的研发投入。比如美国在1982年就迅速组建了MCC，作为对日本五代机项目的回应。每年投资7500万美元，设置600个职位，邀请了除IBM和AT&T之外的美国所有重要高科技公司都参与进来。

英国政府在同年婉拒了日本邀请联合开发五代机的提议后，自己投入3亿6千万美元成立阿尔维计划，目的就是要保证英国在先进的信息技术方面，要有国际竞争力。

当时国内还在研究第四代计算机，对五代机的竞争很是力不从心。到了1985年，中科院计算才在所在IBM微型计算机基础上，研发出了联想式汉化微型机LX-PC系统。随着联想品牌被人熟知，以销售联想汉卡为主的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

后来涌现了一大批电脑制造企业，如四通、方正、同创、实达等，但主要都是通过组装计算机或者代理IBM、HP、康柏等跨国巨头的产品从中获利。后来在1996年，联想PC销量超过了IBN、HP，成为当时国内计算机行业的龙头公司。

1987年，第一封电子邮件越过长城，通向世界，从北京经意大利向前联邦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发出。这标志着国内互联网迈出的第一步。

也正是在那一年，日本五代机计划进入难产状态，英国宣布放弃阿尔维计划，这基本标志着五代机计划失败。日本人工智能学者后来认为如果有现在的语义网和知识图谱的大数据，五代机结局会很不同，这也只是后话了。

当时另一个努力是美国生物物理学家J.J.Hopfield在1982年、1984年发表了两篇论文，提出新的神经网络模型，为实现神经网络工程指明了方向。这引起了又一波人工神经网络热潮，有人称其为第六代计算机。当时学术界寄希望利用自学习算法，让复杂的非线性网络具有超出数值计算范畴的人工智能。

但是DARPA还是把研究款项拨给那些看起来更容易出成果的项目，把人工智能打入了第二次寒冬。究其原因，还是人工智能计算机想法太超前，没有在智能化层面做出实质性的突破进展。